大把的银子也就哗哗地流入中国人的腰包里了

09-17 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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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和清朝早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大的,那时的中国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一定规模,但那时的中国人还很封闭,远洋贸易几乎没有,但西方一些国家的远洋贸易已经非常兴隆,他们对中国的很多产品有大量的需求,主动前来贸易,造成中国贸易顺差逐年加大,也就是白银流入中国。

  白银换黄金——跨洲大套汇,16世纪后叶和17世纪,明清时期,伴随着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同时也有大量的黄金外流,以黄金换白银,这就是所谓的套汇。

  那时的中国产业健全,货品丰富,能够自给自足,对进口西洋货品没有依赖,基本上只有单方向的出口,所以严重贸易顺差,白银流入中国。西方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后来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逐渐平衡了中国的顺差。但到后期,中国进口的鸦片已经高过了出口的货物,反而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自14世纪末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白银货币极大地扩展,15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促使出现了海外贸易热潮,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了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小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全社会的商业性行为,正说明了无论从国计还是从民生都存在着对白银的大量需求。

  16世纪全球化开端,这种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巨大需求形成与全球的互动,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我们切不能忘记,此前伴随白银货币化过程的,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从折银到征银,这是明朝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

  发展到张居正改革,核心是财政改革,改革存留于世的两部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证明了白银货币成为国家财政体系主体的趋向,表明中国古代两千年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国家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2013-07-13展开全部当时,中国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鼎盛时期,对外贸易出于处超地位,农业经济发达,自给自足,男耕女织,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的实行,阻碍了后期世界市场的发展。前期,1400前后,中国官营,农营手工业发达,胜于外国,竞争力强,因此,前期,白银流入中国。 第一,当时中国的出口是丝绸、瓷器和茶叶等拳头商品,深受海外青睐。而中国却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因为自然经济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贸易上是出超。大把的银子也就哗哗地流入中国人的腰包里了。第四,明朝中后期,政府以白银作为征收赋税的主要形式,这样就使得农业、手工业通过白银这种媒介与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清朝前期,推行摊丁入亩,彻底取消人头税,大大放松了官府对农民、手工工匠、商人的人身控制,这样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金银,这就产生了对外贸易呗。这样“明中后期至清朝前期200余年间,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中国”。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巨量白银流入有两个原因:贸易顺差和套汇。文章考察了这两个因素形成的机制。与晚明时期类似,当前我国也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政策所致。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评判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

  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大卫.休谟[1] 著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根据这一理论,在以贵金属为本位货币的时代,理论上并无一国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1]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中国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白银。[2]

  弗兰克[3]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他用贸易和套汇来说明他的这一理论。

  关于国际贸易,他认为,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3]

  货币不仅可以用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而且是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由此产生套汇机会。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储存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性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线]

  本文循着弗兰克的思路,从海上贸易和套汇两个方面对明朝中后期白银流入作一考察。

  据史料记载,15世纪中叶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4]

  中国自明代中期以来开始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而且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就纺织品生产而言,中国是麻类纤维原产地,千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对麻缕“半浸半晒”、硫磺熏蒸等漂白技术均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生丝制作的产品经得起海风吹拂而不变色,欧洲丝绸产品的款式、织法、图案设计、印染工艺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和启迪,更有甚者,英国直到1690年以后才织出质量较好的亚麻布。

  明代中期,中国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 [5]当时一个西方作家也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 [6]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产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7]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生丝、丝织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除了质量优越之外,明代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恰在此时,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欧洲各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涉及所有工农业商品、持续约一个世纪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场通货膨胀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价从16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普遍上涨3倍左右,英国、法国、德国物价从16世纪中期开始上涨两倍左右。这大大削弱了欧洲各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欧洲各国,中国商品以白银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国际市场上中国主要大宗出口商品与外国同类产品价格对比如下:

  丝织品: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

  铜、铁制品:菲律宾市场中国铁钉价格为西班牙产品的1/4,致使秘鲁总督卡涅特于1590年专门派船赴菲购买中国铜、铁制品,还有位西班牙人维拉曾建议在菲律宾购买廉价的中国铜铸炮,然后运往墨西哥和秘鲁;

  生丝: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肉类、蔬菜、水果:当时的一个西班牙神甫马丁德拉达惊叹中国肉类、蔬菜、水果价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样……[8]

  西欧迫切需要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香料、药材、茶叶、瓷器、丝绸等物都深受西欧人的欢迎。由于多年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西欧能向外输出售于东方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必须用现金即贵金属白银货币支付。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

  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中国与欧洲、美洲海上贸易航路的开辟,为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其中纺织品为大宗商品。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很大,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十八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10]

  中国纺织品涌入菲律宾,当地土著“不复种棉织布……忘记了纺纱织布的传统工艺技术”。在拉丁美洲,中国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当时欧美人笔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西班牙所有的丝织工场全部毁灭了”,“中国的麻织品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国产品短缺,尽管欧洲产品充斥市场,他们也绝不问津”,“中国丝织品以它低廉的售价、独具特色的技艺和装饰上的魅力,对欧洲市场构成一种挑战” …… 诸如此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法国一些丝织品厂商为扩大销路甚至不得不给自己的产品印上“中国制造”字样。[11]由于西欧各国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额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因此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西欧工业革命之后、鸦片贸易兴起前夕。

  1545年和1548年,秘鲁之波托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之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的银矿被相继发现、开采和大量向外输出。16世纪末,西班牙占有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12]仅波托西一矿1581-1600年间平均年产量即达25.4万公斤,占当时全世界白银年产量的60%强。17世纪末波托西银矿日渐枯竭,墨西哥银矿又开始取而代之,其产量在18世纪增长约5倍,到1789年占世界产量的5/8以上。[13]

  中欧海上贸易航线建立后,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据索萨的研究,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数额,在1590—1602年估计为2,010吨,1602—1636年约2,400吨,1636—1644年约210吨,总共达到4,620吨。[14]艾维泗指出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每年125吨,在1597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五年,高达300吨。[15]

  另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仅1631年一年内,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致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中西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W. L.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16]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竟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曾经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锐减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17]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世纪上半叶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再流入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另一个渠道。在1500到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约16,000吨。[18]根据沃德·巴雷特统计,1493—1600年世界银产量是23,000吨,美洲产量就达17,000吨,占全部世界银产量的74%。他认为美洲白银大约70%输入了欧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亚洲。[19]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大约有8,000吨,除去流入印度和奥斯曼的,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20]15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至少运送100万杜卡特(Ducat)白银到远东,大部分流入中国。17世纪,英国和荷兰也开始把西班牙白银运往东方。1601-16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出75万英镑的西班牙白银(约合250万杜卡特)到远东,多数流入中国;崇祯十年(1637年),该公司船只首次到达中国,“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21] 17世纪后期,该公司运出的金银更是急剧增长,仅1700-1701年度就达70万英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金银在1618-1700年间从50万杜卡特增长到125万杜卡特(约合4万公斤)。[22]

  大量白银外流让欧洲白银输出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政府惶恐不安,曾几度设限。1593年1月1日、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度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上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恰在当时欧洲诸国普遍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视金银货币为财富的唯一形式,主张国家经济政策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积累金银货币。然而,市场规律是不能够挑战的,除非宗主国制造业竞争力大幅度增强,否则,欲以一纸敕令在市场上遏止价廉物美中国商品的洪流,终究枉费心机。

  而且,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不符合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利益。菲律宾殖民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支柱是转口贸易,殖民当局财政对关税收入尤其倚重。荷兰官员在1618年估计,西班牙政府(指菲律宾殖民当局)每年仅从中国丝经菲律宾转运美洲的贸易中就可征收约50万比索商税。1586-1645年间,除1586年至90年代以外,中国货物进口税在马尼拉每年的全部进口税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60%。其间,1611-1615年间为91.5%,1636-1640年间为88.6%,1641-1642年间为92.06%。[23]显然,对于竭力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菲律宾殖民当局,理性选择就是千方百计维持、扩大作为骨干税源的中国货物进口税。宗主国政府颁发敕令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无疑于断了菲律宾殖民当局的财路,因此,这些敕令从来就难以获得菲律宾殖民当局的配合。加之西班牙殖民帝国腐败成风,各级官吏把到殖民地政府任职视为发财良机,历任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都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这些敕令最终都摆脱不了沦为一纸空文的必然命运。西班牙殖民宗主国政府后来多次将限额提高到200万比索,实属无奈之举。

  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三方套汇业务是白银流入中国另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主要由于贸易导致的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精明的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单程即可获利一倍以上,如此套利,大发横财。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就是到了18世纪,中国白银价格仍然高出欧洲50%的利差,这导致了18世纪墨西哥白银生产的繁荣,世界各地的白银再次争先恐后地大量地输入中国。

  早在1609年,一位拥有25年在亚洲经商历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罗 德 芭萨就注意到:“通常1个金比索可以兑换5个或5个半银比索,如果中国白银发生短缺的话,从外地购买白银,价格就上升到1∶6或6.5银比索。我所见到的最贵的和在广州城购买的黄金是7个银比索兑换1个金比索,我从没有看见比这个价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个金比索通常值12个银比索,因此,显而易见从中国购买黄金意味着可以产生75%至80%的利润。”[24]

  关于国际间的套汇问题,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价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尔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买卖为媒介。”[25]这说明,货币也是是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金融市场。

  据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aldez)的研究,美洲殖民地时期1540年代至1640年代,是一个套利周期。[26]恰在此时,中国开始了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约1470年代),白银在民间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因朝廷认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银。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税粮按一定比价折收白银—“金花银”,这大大加快了田赋货币化的进程。1460年代以后(成化年间),广东南海已用白银交租。16世纪初以后,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银支付。到1520年代,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其后嘉靖、万历年间,广东、福建率先实行“均徭”、“均平”和“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银折纳都是重要内容。由于15世纪中期中国明朝纸币体系的崩溃导致了银币的替代和白银税收体系的建立,而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伦敦和巴黎大许多倍的城市,其“白银化”带来了全球巨大反响。正是中国的巨大需求引起了中国的白银价值两倍于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悬殊的差价反过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白银。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到16世纪末,中国最具代表性地区之一的广东的金与银比价为1∶5.5或1∶7,而西班牙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白银的价格是西班牙的两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为1∶10,在莫卧儿的印度为1∶9。直到17世纪40年代中国的白银价格才最后降低到与其他地方的价格大致相当的程度。

  从对中国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整个明代时期,白银价值一直比较昂贵。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银钱钞之间的比价兑换体系时规定,1贯钞,折合成1千文铜钱、1两白银以及1/4两黄金,即金银比价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银比价变为一当五或一当六[2],但主要是一当五。“永乐五年,令各处折收钞,金每两四百贯,银每两八十贯。是高帝时,赐钞千贯为银千两、金二百五十两。而永乐中,赐钞千贯,为银十二两五钱、金止二两五钱矣。”[27]由是可知,永乐五年时,金银比价仍是l:5。永乐中期,金银之间的比价突然拉大,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时,金银比已变成1:7.5。同时,“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寅”条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盐乞定例召商,许以金银铜钱中纳。于是户部定议: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银一两、铜钱二千五百文各给盐三引。从之。”[28]据此可知,金银官方比价当时为l:10。需要说明的是,金银比价1:10出现的地区和时期并不是多,绝大部分时期内是维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万年间。应当注意的是,在这如此长的时期内,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是官价与市场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银之间的比价骤升,发生在崇祯朝时期。万历时期金银一当七八甚至一当五,至崇祯中变成一当十,而且江南地区的某些地方还存在一换十三的情况,以后还曾暂时回落到一换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维持在一换十三的价格水平。

  由上述金银之间的比价变动情况来看,黄金是处于较为稳定的升值,银则相对贬值的状态。学者钱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变动情况(见表)。本来,整个明朝,黄金平均价格每两折合白银6两4钱7分,约等于宋元时代平均价格(10两3钱弱)的63%,最低曾达到折白银1两6钱7分。[29]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国市场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变成l:13,这一价格水平仍然要远远滞后于同时期欧洲金银比价。在1492年以前,东方中国和印度的金银比价还是1:5的时候,欧洲就已达到1:11或l:12。在欧洲频繁发现银矿后,从1519-1650年,金银比价从1:11变成1:15.5左右,仅中间短暂时期内保持在1:10.6。

  而中国直到清中叶大概在乾隆时期金银比价才达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纪中叶,中国金银比价已经基本上与欧洲拉平,甚或时有过之。日本、印度金银比价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过程,不过日本银矿资源丰富,印度与欧洲通商历史较早,因而其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时间早于中国而已。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银流入,主要是中国通过海上贸易用商品交换而来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经济体,这种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其贸易保持着很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3]

  除了贸易顺差之外,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低于外国金银市场的比价,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16、17世纪间,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银价。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从1550年到1645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30]

  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为何这么多货币没有像欧洲那样导致通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着很强的货币吸收能力。弗兰克的回答是,“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但是,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3]弗兰克认为中国有这种能力。中国这种能力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高额的贸易顺差。这主要基于它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晚明时期类似,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出现了严重的人民币套汇现象。晚明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产出和收入与西欧相比并不逊色。在银本位制下,白银大量流入满足了国内货币需求,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江南等地早期的工业化也藉此得到了发展。但遗憾的是,晚明政府从打击海上敌对势力等政治需要出发,对海外贸易严格限制,海外贸易远未能发挥其对市场开拓、专业化生产和资本形成的推动作用,使得晚明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与晚明抑制外贸发展的做法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大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倾斜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发展出口,对进口实行一定限制。这些倾斜政策加上劳动工资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环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等,都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增强其价格竞争力。近年来,除传统的加工贸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过快,化工、机械、汽车等行业出口迅速扩大,我国贸易顺差过快增长。更加糟糕的是,当前的巨额顺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非常罕见。类似地,美国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间,德国从1880年代到“一战”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从1981年到最近,对外贸易均长期顺差。这些国家在上述阶段经济较快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储蓄相对投资过剩并不奇怪。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本对劳动力的比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资本相对稀缺。此时消费和投资需求理应较大,更可能出现储蓄对投资的不足也即贸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贸易顺差导致白银流入,在银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且不存在外汇风险问题。目前我国外贸持续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导致的。当前外贸顺差过大加大通胀和资产价格波动压力,我国外汇资产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从根本上说,晚明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共同问题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历史教训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持续的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我国当前应当调整倾斜外贸政策,减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强内需,否则就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持乐观态度。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展开全部中国向全世界输出茶叶,所以全世界的白银就流入中国。到最后,英国佬都没东西卖给中国了,更没白银了,终于找到一些中国没有的东西,输入了中国——那就是鸦片。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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